隐藏在大染坊背后的山东民国实业大佬
说起大染坊里的大佬，除了上海的林家就得说是济南的苗家了。苗氏的曾祖叫苗启英，桓台县索镇人，祖辈兄弟2人，父辈叔伯兄弟6人。苗世厚与苗世远共兄弟5人，另3人是苗世忠、苗世传、苗世登，因出自长支，往往叫作“大苗家”。
说起大染坊里的大佬，除了上海的林家就得说是济南的苗家了。苗氏的曾祖叫苗启英，桓台县索镇人，祖辈兄弟2人，父辈叔伯兄弟6人。苗世厚与苗世远共兄弟5人，另3人是苗世忠、苗世传、苗世登，因出自长支，往往叫作“大苗家”。苗世恭、苗星垣、苗海南3人是亲弟兄，与苗世厚、苗世远（杏村）五兄弟共曾祖父，因出于次支，往往又叫“小苗家”。苗瀚东历史原型为曾担任山东副省长的苗海南，的确是一位和上海荣毅仁一般的著名民族资本家。可是在苗家苗海南也仅是一个小字辈，苗氏家族之崛起，首先归功于苗世厚和苗世远。
苗世厚在兄弟5人中排行老二。9岁入私塾，13岁五经成诵，连续两次应县童子试，名皆列优，后因家道贫寒辍学。当时全家10口人吃饭，父亲已经年过半百，身体有病，全靠大哥苗世忠支撑。苗世厚下学后，就协助哥哥执掌家务，以农为本兼做小贩，沿街串巷叫卖面食。后来两兄弟请人做了两辆二把手车子，往来于淄川、索镇之间，做起了贩草、贩煤的生意。在贩煤卖草的过程中，索镇大街油坊主荣仲森见他们兄弟为人实在，就请其代销食油，于是二人推着车子下乡串村卖油，既省力又得利较厚。1883年，苗氏兄弟用积累了20年的3500吊钱在索镇街建了一处油店，由苗世忠掌管，这是苗家投入商业的第一笔资金 。不久又买了一头牛，安装一辆大车，苗世厚做代客运输的生意。1891年苗世忠病故，苗世厚接手油店。苗世忠掌管油店时，因不善经营，坐等客户，虽然开了8年油店，但是收入甚微，除日常开支外，所余无几。苗世厚接业后，大改店风，主动出击，广拉客源，生意兴隆，独占索镇大街十几家油店鳌头，一个旺季的营业额往往比从前一年的数量还多。苗世厚接手油店4年，红利超过大哥8年的10倍。
苗世远是兄弟五人中的老小，年幼时家庭多遭变故，大哥、三哥相继去世，四哥专心业儒，父亲久病不愈，姐姐出嫁，家庭杂活过多过早地压在这个少年的肩上，因此无缘读书。苗世远12岁时就在索镇街头卖面食，15岁时二哥苗世厚给他买了头毛驴，外出赶脚送客。苗世远虽然小小的年纪，但是广交友朋，善察商机，吃苦耐劳，既跑群帮，也跑单帮，不仅赚了一些钱财，还得到了历练，开始明白如何做人、如何经商。苗世远除了赶脚，还和苗世厚贩卖粮食。例如，1888年桓台灾荒加地震，粮食缺乏，鲁南新泰、莱芜等地灾情不重，粮价便宜，于是兄弟二人在两地之间做起了粮食生意，获利颇丰。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大苗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索镇大油商荣仲森主动提出与苗家兄弟合开油坊。1894年，荣家和苗家各出制钱150千（吊）作本钱，开起了油坊，店名曰“恒聚”。荣衍焕任经理，苗世厚任副理，经理负责作坊设备和购料，副理提供门头，管理生产和销售。虽然开业时只有3部榨油机及磨碾，6名工人，但由于善于经营，恒聚油好价低，获利颇丰，4年间两家各得红利多达1000两银子 。
索镇不仅商业、手工作坊、过载栈（代客运输的栈房）十分兴隆，而且与济南经济联系极为紧密，尤其是清末民初以来，桓台人进济南经商者越来越多。据民国初期统计，共有46家，从事13种行当，因此有“桓台帮”之谓。苗世厚之所以能在泺口开粮栈，得益于郑金声。郑原系山东督军署官员，曾任新城（桓台1914年之前称新城县）兵工厂厂长，后弃官就商，在索镇设立过载栈，自任经理，聘杨育轩主持栈务。苗世厚与之交往甚笃，成为挚友。在郑金声的建议下，郑、杨、苗三家各出白银1000两作为资本，在济南泺口开设恭聚和粮栈，苗世厚任经理，郑金声任副理，苗世远在店里当伙计。开业后，郑金声利用自己的关系，不仅宴请乡绅，为苗世厚架桥铺路，而且让他“纳粟入监”，捐钱买了官衔，列为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同，以便在社会上立足。
恭聚和粮栈主要由苗世厚、苗世远兄弟二人打理，他们苦心经营6年，到1900年共盈利7000两白银。1906年春，索镇恒聚油坊合伙人荣仲森来济南，看到恭聚和粮栈买卖兴旺景象，向苗世厚提出愿将两家6年的红利4000两作为资本，在泺口建一新粮栈，这时苗世厚正有扩大生意的意向，于是在泺口东侧设立了恒聚和粮栈，苗世厚任经理，荣仲森、苗世远任副理，苗世远主持栈务。当时新栈（恒聚和）以收粮为主，老栈（恭聚和）重点销售，兼做代客运输。从此，苗家粮栈生意越做越活，利润直线上升。到1909年年底结算，老栈三股分红各得银3000两，新栈两股分红各得银2000两，苗家共分红利5000两。1910年，苗世厚以分得的红利为资本，在泺口开设了公聚和粮栈，这是苗氏兄弟独资开办的第一家企业，苗世远任经理。
此时，苗氏兄弟3家粮栈虽在泺口形成了龙形结构：恒聚和居东为龙头，恭聚和居中为龙腹，公聚和居西为龙尾，收购和销售均可抢得先机，但是因为1904年济南开埠，以及后来胶济、津浦铁路相继通车，商埠发展迅速，泺口有衰落之虞。为了抢占商机，苗世厚在济南西站（今火车站西侧）购置地皮，开设了恒聚成炭栈，为日后进军济南打下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政局不稳，人心惶惶，恒聚和粮栈与恭聚和粮栈合伙人担心资金安全，提出退股，苗氏兄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商讨的结果是索镇恒聚油坊划归荣家所有，泺口恒聚和粮栈归苗家，算清本利，结束了苗、荣合营，随后恭聚和粮栈又退清了郑、杨两家股本。3家粮栈均为自己所有之后，苗氏兄弟采取收缩战略，重点向商埠发展。于是在1911年撤销了恭聚和、恒聚和两处粮栈，只保留了公聚和粮栈，苗世厚的长子苗永蔚主持栈务。1912年，恒聚成炭栈改为恒聚成粮栈，并在济南经一路纬四路建营业楼一幢，苗世远任经理，苗世厚次子苗永芝（苗兰亭）任副理。此后，苗世远以字苗杏村知名于当世。
苗杏村头脑清晰，有胆有识，对商业行情有独到之远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济南，谣言四起，人心大乱，市场物价下跌，许多粮栈急于拍卖。苗杏村认为战争不能马上打到济南，恰是存粮的好机会。他审时度势，果断地作出了“你抛我收”的决策。很多粮栈以让利三成把粮食转让给恒聚成粮栈，到1912年1月恒聚成粮栈库存粮食达200万市斤。中华民国成立后，市面依然如故，津浦铁路很快通车，南方粮商云集济南购粮，恒聚成的粮食很快售出，盈利8000银元。后恒聚成粮栈生意越做越大，在济南商埠经一路纬四路北首，盖起了富丽堂皇的营业楼，楼外高悬恒聚成粮栈大字牌匾，在济南市粮食行业中名列榜首。粮栈在津浦、胶济两条铁路沿线设立分庄三十余处，以济南为中心，为全国各地客商代购代销各种粮食。当时，恒聚成经常汇聚各地客商200余家。由于在经营中坚持信誉，保证质量，服务周到，到1913年年底，恒聚成粮栈获纯利4万余银元。企业职工由23人增加到46人，既代客买卖，又自运自销。此时恒聚成已掌控了济南生米（即花生米）市场，生米成交不在粮关（粮食交易场所）进行，而是在恒聚成开行。生米贩运客商无不仰恒聚成之鼻息，恒聚成不开价，别家就不能成交，甚至博山、泰安、大汶口、滕县、徐州等地的生米行市，也唯恒聚成坐庄人员马首是瞻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粮油出口量大增，刺激了面粉工业发展，也促进了粮食商业的活跃，因此从事粮食生意大获其利。1915年10月，广州部分出口客商和丹麦宝隆洋行买办罗叔羲等人来济南大宗采购生米、生油，运销南洋、欧洲。苗杏村不惜重金殷勤款待，并以“回扣”相笼络，同时又严密封锁消息，使同业无可乘之隙。与此同时，他采取坚守信用、质量第一的方针，以取得广东客商的信赖。此后，他垄断了“广帮”生意，每年获纯利4万元上下，直至“七七事变”后海运中止，前后长达22年之久。
1915年，无锡茂新面粉厂资东荣宗敬派人到济南采购原料，苗杏村办得既快且好，引起荣宗敬的重视。当年，荣宗敬到济南调查小麦产销情况，苗全力与之结交，后又赴沪访荣，过从甚密。嗣后，荣宗敬在济南筹建茂新四厂，苗倾力协助选址、购地、建房、装机，使该厂得以于1920年3月顺利开办。荣力邀苗出任经理，以示酬谢，苗不愿为他人作嫁衣，婉辞不就。但是，恒聚成、公聚和却从此取得为茂新四厂代购小麦的专权，每年获佣金2万元，直至“七七事变”爆发，茂新厂停机。
总之，苗氏兄弟经营粮栈获得了大量资金，黄金时期年盈利在10万元左右，为其日后从事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苗世厚去世，由苗杏村独掌家业。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形势发生变化，苗杏村逐渐改变经营方针，与苗世德一起在继续从事粮食买卖的同时，由商而工，投身面粉加工和棉纱纺织。
1918年，苗杏村向其儿女亲家穆伯仁创办的惠丰面粉厂一次投资1.5万元，并任该厂董事。1919年又投资穆伯仁所办的晋丰面粉厂、通惠银行和晋泰公司。后来，苗、穆之间因惠丰厂协理职位问题发生争执，苗一怒之下撤出在穆所有企业中的全部投资，以股权和房产一举偿清通惠银行的巨额贷款。
1921年，苗杏村与苗星垣、王冠东、韩秀泉、车百闻等人发起，集资7万余元，在济南天桥北官扎营街创办成丰面粉厂，其中苗杏村的恒聚成粮栈出资4.6万元。成丰面粉厂是股份有限公司性质，故名“济南成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星垣任董事兼经理，王冠东为监察人。因资金不敷，苗杏村赴上海转托荣宗敬向国外赊购了一批机器。该厂1922年8月投产，日产面粉5200包。1924年再度增资，6月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核准注册。同时新设永丰祥麻袋庄，并建筑恒聚成粮栈仓库，一面办理银行外仓抵押，一面代客商办理押款，收取栈租。同年，京、津面粉市场为进口面粉所夺，成丰厂滞销，周转陷入困境。由于董事车百闻邀得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投资和贷款支持，始度过难关。
抗战前成丰面粉厂有一个发展过程。
就资本而言，1922年8月投产时，实收股金20万元，因为开业当年获得纯利7.5万元，大部分转作投资，所以1922年年底资本达30万元。1923年增为60万元。1924年实收股金71.45万元，号称资本100万元，实则1927年才凑齐此数。到1936年资本规定为200万元，实收136.44万元 。
就设备而言，投产时，计有钢磨7部，锅炉1部，引擎1部。1923年添购复式钢辊磨12部，1924年钢磨达19部。1929年增添850匹马力蒸汽机引擎1部。1932年6月，增添铁工部自制钢磨6部，钢磨总计25部。随着基本设备的增加，打麦机、淘麦机、筛麦机、麸皮机、缝袋机、打包机等附属设备也不断添增。为了安全生产，还装有防火设备（每层楼有莲蓬头灭火器和药沫灭火器）。设有轻便铁道，备有翻斗车送小麦入机、送煤炭入锅炉房。设有化验设备，用来化验小麦、面粉质量。另外，有汽车11部，负责运输。
就职工人数和面粉产量而言，投产时职工223人，日产各等粉2000包（每包44市斤）。1923年职工240人，日产等级粉5200余袋。1924年注册“梅蝠双鹿”牌商标，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改为“双蝠双鹿”牌。1932年职工251人，日产等级面粉8000余袋。
就占地面积而言，初建时地皮仅7亩，后逐渐扩大到厂内66.82亩，厂外47.36亩，共计114.81亩。主要房舍有：二层办公大楼；制粉楼原为五层，1935年又连接两间六层楼房；麦仓32间，每间可容小麦3000余袋；粉仓两所，可容20万袋；各股室办公室23间；职工宿舍共有4个区，楼房、平房总计211间；此外还有职工子弟小学、餐厅、浴池、武术训练场、娱乐室、阅报室等。
成丰自1921年创办，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仅仅历时16年，以其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庞大，实为少见。在此期间，每年纯利少时10万元左右，多时30万元以上。1934年为鼎盛时期，是年盈利50余万元，由于害怕招来麻烦，不愿暴露风声，苗氏兄弟故意将麦、粉按低价盘存，对外宣称盈利29.19万元。
总之，抗战前成丰是济南设备最齐全，产量最高的面粉厂，它生产的“梅蝠双鹿”牌面粉，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成丰生产经营发达后，工厂的人事和经营权为苗星垣等人所左右，苗杏村虽任董事长，但徒具虚名，遂决意另起炉灶。
1929年，济南民安面粉厂因经营不善，宣布倒闭、清理。苗杏村乘机邀集解心斋、张敏斋、孙墨村、朱子芹、王星斋等人联合出资16.7万元，租赁民安全部设备，组建成记面粉公司。双方议定机器修理费由租金中抵拨，民安厂在一年半内无法得到租金。这时，民安厂因无力偿还债权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6万元欠款本息，经法院判决，拍卖其抵押的部分固定资产。苗杏村以8万元购得其仓库和地皮后，转而以部分产权变更为由，要求重议租价，逼得原资东张怀芝等人走投无路，将全部股权100余万元折价37万元让渡给成记，苗杏村终于获得了民安厂的全部财产。1934年组成成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其侄苗兰亭（苗世厚之子）任常务董事兼经理。为控制企业，厂内各要职均由恒聚成旧人充任。此时市场粮价因受国民党政府“麦棉借款”影响暴跌，成记厂原粮耗尽，资金枯竭，无法开机。苗杏村奔走求援，得到山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兼民生银行董事长王向荣支持，取得该行80万元信用贷款及抵押透支，低价购进大批小麦备用。次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刺激了物价回升，当年成记获纯利35万元。
成记面粉厂虽然建厂较晚，但发展很快，到抗战前全厂共有职工247名，其中职员55名，技术员32名，工人160名。1937年成记钢磨24部，日产等级粉7500袋，钢磨和日产粉数量均仅次于成丰面粉厂，居全市第2位 ，其产品行销于济南、胶济铁路沿线城乡、津浦铁路北段城乡以及龙口、烟台、青岛等地。既然产销两旺，苗家自然从中获取了厚利，所以有评论说苗杏村经营成记，历经5年即大发其财，获利在百万元左右。
成丰、成记两家面粉厂的设立，使得对面袋的需求更加迫切，于是苗杏村1936年以5万元资金设立了恒聚成北记面袋厂。该厂有缝纫机3部、印袋机1部，职工50余人，制袋专供成记、成丰面粉厂的需要。恒聚成北记面袋厂设立后，与济南面袋厂的大佬同顺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同顺泰向恒聚成北记低头。于是，苗杏村将同顺泰合并过来，组成恒顺泰面袋厂，不仅垄断了济南面袋市场，还向张家口、邯郸、郑州、蚌埠、南京等地扩展业务。
1932年6月，苗杏村鉴于济南已成为当时国内主要棉花市场之一，发展纺纱业有利可图，遂与苗星垣等人再度合作，发起组织成通纺纱有限公司。7月议决推苗杏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海南任经理兼总工程师。苗杏村广为募股，募集资金75万元，并亲赴上海托荣宗敬担保，向英商怡和洋行赊购1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向安利洋行赊购1500千瓦的发电机一部，其余设备机器由成丰厂铁工部自行配置。1933年5月全部设备安装完后，纱厂正式开机投产。到1937年时，该厂扩充到19600枚纱锭，年产量达到14000余件。但是，苗星垣从建厂伊始就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实力控制了企业，“二苗”之间的矛盾随之加深。
1935年底，济南规模最大的鲁丰纱厂因经营不善、无力抵制日本纺织品的竞争而停业倒闭。1936年2月，韩复榘迫于该厂失业工人请愿的压力，授意苗杏村接办整理并派军队“保护”。苗遂代表成通纱厂，以月租3000元与民生银行签订承租合同，改名成通纱厂分厂。1936年9月因经营失利，亏赔9万余元而再度停业。此时苗星垣等人坚决主张退租，但苗杏村却仰恃韩复榘的支持，为摆脱苗星垣等人的羁绊，决计倾家以赴独自承租，遂签订租赁合同，改名为成大纱厂。苗集资30万元，又取得民生银行信贷透支80万元，于1936年11月7日开机投产。他采取提高工资、扩大福利设施等缓和劳资矛盾的措施，提高了产量和质量，由鲁丰时期日产十六支纱60件提高到73件，所出凤山牌、工农牌棉纱畅销各地。
1937年7月，民生银行以原鲁丰纱厂积欠旧款无力偿还提出起诉，经法院判决，拍卖鲁丰全部固定资产。苗杏村遂认价承领，以85万元的代价取得了鲁丰价值200余万元的全部产权。
苗杏村擅长社会活动，善于交际，在济南是桓台商帮中名气最大的人物。为了开拓其经营门径，他曾不断结交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当局，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民国初年，他首倡成立济南商埠粮业同业公会，任会长。1916年7月，任商埠商会会董，旋任常务董事垂20年。1924年任山东省督办公署咨议。1925年苗以重金与张宗昌部第九军军长兼运输司令朱子芹相结纳，常假“军运”之名运送粮货，俾能吞吐及时，在同业竞争中独占鳌头，大获盈利。1930年韩复榘主鲁后，他与其实业厅长王芳亭时相过从，并得韩复榘赏识。后经韩提名为国民会议代表，出席1931年5月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1934年7月任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济南分会会长。1935年任山东省政府参议。因此，他的实业活动曾长期得到统治当局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
一个实业家应当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苗世厚早年没有财力，也没有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意识。但是，民国初年苗世厚看到报界宣扬“以民为本”的信条，联想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古语，开始从事一些慈善事业。他在家乡索镇首倡兴办商会，设立学校，铺设索镇路面，疏浚乌河；在济南，则购买义地，开办粥厂，向省教育局捐资兴学。1919年他卧病在床，还出禁鸦片费一宗。1920年直隶、山东两省大旱，苗世厚捐巨资赈灾。正是因为苗世厚晚年热衷慈善事业，所以深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好评，赞扬他“乐善好施”“好行其德”“慈善为怀”。1923年，在苗世厚故去的第4个年头，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后，还给他颁发了《苗德卿先生褒奖荣誉文》 。
同时，苗杏村也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在索镇设立德育、惠元小学，英华女学；出资修玉带桥，疏浚乌河。后来，他还担任过华洋义赈会董事、山东赈务会委员、历城红卍字会名誉会长、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务。1937年秋，他担任历城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曾设立收容所4处，捐资设立小学3所。这些活动，使其成为一位既是实业家，又是慈善家的社会名流。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苗家经营的工商企业进入发展兴盛时期。但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苗家资本的正常发展，苗家企业也从繁荣走向了衰落。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济南，次年2月即宣布对成丰实行“军管”。成丰“军管”后，股东靠边站，日方留用原有职工7人，工人71人，铁工部留部分人员，其余均予遣散。“军管”于1942年3月底结束，四年的“军管”，日方捞了多少利润，无从知道。据成丰估算，盈余至少179.52万元，而当时三吉粉厂仅给成丰5.67万元即作了结。“军管”结束后，成丰又被迫“合办”。中方以机器厂房估价54万元，日方投资81万元，占资本总额的60％。后按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指令，改为中日双方投资各半，资本总额135万元。所谓“中日合办”，与“军管”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没有军队站岗，换了个比较好听的名称，股东们稍有一点红利而已 。从“军管”到“合办”，抗战八年，成丰总损失至少190余万元。
1938年2月间，成记面粉厂也被日军占有，旋由日军特务机关派日商日东制粉株式会社代表伊藤静夫进驻该厂，并将厂内原料与成品劫运一空。1938年3月，日商日清制粉株式会社代表富本保携北平日军特务部命令，协同特务机关监交人市川博至厂，声称“接替经营”。成记全部房产机器及所余之家具物料等，由日清强迫接受使用，继续经营，改为军管办事处，由富本保任处长，代日本军部管理达四年之久，历年损益，均由军部自行处理，华人不许过问。1941年“军管”结束后，日军给了40万元的“红利”，苗兰亭拿着证明到北京日军总部领取红利，经过多方奔走，花了8万元的运动费，终将“红利”领了出来，但回到济南后，却被日伪政权清理民生银行的债权机关“兴农委员会”攫去，抵补成记对民生银行的欠款，股东分文未得，还赔上了旅费。1942年成记被迫与日清制粉株式会社“合办”，资本定为150万元，投资额中方占40％，日方占60％，后按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指令，中、日双方各半，日方将厂名改为泰丰面粉厂股份有限公司。中日“合办”时期，日商改变经营方针，采取存储物资为主、开机生产为辅的方式，生产规模不大，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厂内尚存大量小麦等物资 。
“七七事变”后，苗杏村一度拟迁成大、成通二厂至内地，但又认为“日本人也得做买卖”，迁厂遂告中止。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后，日军军管成大，随后半年内，成通、成丰、成记也相继被军管。此时，苗杏村尚保有恒聚成粮栈、恒聚成北记面袋厂，但其业务已捉襟见肘。1938年初，马良等人组织济南治安维持会，暂代伪政府职权，苗杏村被推为评议员。3月，筹建商会，初拟推苗为商会会长，因其抱病体衰，会长职遂由其侄苗兰亭出任。
1940年12月14日，苗杏村在济南病故。
1945年抗战胜利后，山东田赋粮食管理处接管了成丰、成记，1947年发还给原业主。1948年9月在解放济南战役中，成丰、成记被国民党军队纵火焚烧，烧毁了全部办公室、制粉楼及成品仓库，所有账册、文件、全套制粉设备及面粉若干吨，皆化为灰烬。1949年初成丰、成记才重新恢复投产。1954—1956年，两厂相继实行公私合营。
苗世远是兄弟五人中的老小，年幼时家庭多遭变故，大哥、三哥相继去世，四哥专心业儒，父亲久病不愈，姐姐出嫁，家庭杂活过多过早地压在这个少年的肩上，因此无缘读书。苗世远12岁时就在索镇街头卖面食，15岁时二哥苗世厚给他买了头毛驴，外出赶脚送客。苗世远虽然小小的年纪，但是广交友朋，善察商机，吃苦耐劳，既跑群帮，也跑单帮，不仅赚了一些钱财，还得到了历练，开始明白如何做人、如何经商。苗世远除了赶脚，还和苗世厚贩卖粮食。例如，1888年桓台灾荒加地震，粮食缺乏，鲁南新泰、莱芜等地灾情不重，粮价便宜，于是兄弟二人在两地之间做起了粮食生意，获利颇丰。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大苗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索镇大油商荣仲森主动提出与苗家兄弟合开油坊。1894年，荣家和苗家各出制钱150千（吊）作本钱，开起了油坊，店名曰“恒聚”。荣衍焕任经理，苗世厚任副理，经理负责作坊设备和购料，副理提供门头，管理生产和销售。虽然开业时只有3部榨油机及磨碾，6名工人，但由于善于经营，恒聚油好价低，获利颇丰，4年间两家各得红利多达1000两银子 。
索镇不仅商业、手工作坊、过载栈（代客运输的栈房）十分兴隆，而且与济南经济联系极为紧密，尤其是清末民初以来，桓台人进济南经商者越来越多。据民国初期统计，共有46家，从事13种行当，因此有“桓台帮”之谓。苗世厚之所以能在泺口开粮栈，得益于郑金声。郑原系山东督军署官员，曾任新城（桓台1914年之前称新城县）兵工厂厂长，后弃官就商，在索镇设立过载栈，自任经理，聘杨育轩主持栈务。苗世厚与之交往甚笃，成为挚友。在郑金声的建议下，郑、杨、苗三家各出白银1000两作为资本，在济南泺口开设恭聚和粮栈，苗世厚任经理，郑金声任副理，苗世远在店里当伙计。开业后，郑金声利用自己的关系，不仅宴请乡绅，为苗世厚架桥铺路，而且让他“纳粟入监”，捐钱买了官衔，列为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同，以便在社会上立足。
恭聚和粮栈主要由苗世厚、苗世远兄弟二人打理，他们苦心经营6年，到1900年共盈利7000两白银。1906年春，索镇恒聚油坊合伙人荣仲森来济南，看到恭聚和粮栈买卖兴旺景象，向苗世厚提出愿将两家6年的红利4000两作为资本，在泺口建一新粮栈，这时苗世厚正有扩大生意的意向，于是在泺口东侧设立了恒聚和粮栈，苗世厚任经理，荣仲森、苗世远任副理，苗世远主持栈务。当时新栈（恒聚和）以收粮为主，老栈（恭聚和）重点销售，兼做代客运输。从此，苗家粮栈生意越做越活，利润直线上升。到1909年年底结算，老栈三股分红各得银3000两，新栈两股分红各得银2000两，苗家共分红利5000两。1910年，苗世厚以分得的红利为资本，在泺口开设了公聚和粮栈，这是苗氏兄弟独资开办的第一家企业，苗世远任经理。
此时，苗氏兄弟3家粮栈虽在泺口形成了龙形结构：恒聚和居东为龙头，恭聚和居中为龙腹，公聚和居西为龙尾，收购和销售均可抢得先机，但是因为1904年济南开埠，以及后来胶济、津浦铁路相继通车，商埠发展迅速，泺口有衰落之虞。为了抢占商机，苗世厚在济南西站（今火车站西侧）购置地皮，开设了恒聚成炭栈，为日后进军济南打下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政局不稳，人心惶惶，恒聚和粮栈与恭聚和粮栈合伙人担心资金安全，提出退股，苗氏兄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商讨的结果是索镇恒聚油坊划归荣家所有，泺口恒聚和粮栈归苗家，算清本利，结束了苗、荣合营，随后恭聚和粮栈又退清了郑、杨两家股本。3家粮栈均为自己所有之后，苗氏兄弟采取收缩战略，重点向商埠发展。于是在1911年撤销了恭聚和、恒聚和两处粮栈，只保留了公聚和粮栈，苗世厚的长子苗永蔚主持栈务。1912年，恒聚成炭栈改为恒聚成粮栈，并在济南经一路纬四路建营业楼一幢，苗世远任经理，苗世厚次子苗永芝（苗兰亭）任副理。此后，苗世远以字苗杏村知名于当世。
苗杏村头脑清晰，有胆有识，对商业行情有独到之远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济南，谣言四起，人心大乱，市场物价下跌，许多粮栈急于拍卖。苗杏村认为战争不能马上打到济南，恰是存粮的好机会。他审时度势，果断地作出了“你抛我收”的决策。很多粮栈以让利三成把粮食转让给恒聚成粮栈，到1912年1月恒聚成粮栈库存粮食达200万市斤。中华民国成立后，市面依然如故，津浦铁路很快通车，南方粮商云集济南购粮，恒聚成的粮食很快售出，盈利8000银元。后恒聚成粮栈生意越做越大，在济南商埠经一路纬四路北首，盖起了富丽堂皇的营业楼，楼外高悬恒聚成粮栈大字牌匾，在济南市粮食行业中名列榜首。粮栈在津浦、胶济两条铁路沿线设立分庄三十余处，以济南为中心，为全国各地客商代购代销各种粮食。当时，恒聚成经常汇聚各地客商200余家。由于在经营中坚持信誉，保证质量，服务周到，到1913年年底，恒聚成粮栈获纯利4万余银元。企业职工由23人增加到46人，既代客买卖，又自运自销。此时恒聚成已掌控了济南生米（即花生米）市场，生米成交不在粮关（粮食交易场所）进行，而是在恒聚成开行。生米贩运客商无不仰恒聚成之鼻息，恒聚成不开价，别家就不能成交，甚至博山、泰安、大汶口、滕县、徐州等地的生米行市，也唯恒聚成坐庄人员马首是瞻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粮油出口量大增，刺激了面粉工业发展，也促进了粮食商业的活跃，因此从事粮食生意大获其利。1915年10月，广州部分出口客商和丹麦宝隆洋行买办罗叔羲等人来济南大宗采购生米、生油，运销南洋、欧洲。苗杏村不惜重金殷勤款待，并以“回扣”相笼络，同时又严密封锁消息，使同业无可乘之隙。与此同时，他采取坚守信用、质量第一的方针，以取得广东客商的信赖。此后，他垄断了“广帮”生意，每年获纯利4万元上下，直至“七七事变”后海运中止，前后长达22年之久。
1915年，无锡茂新面粉厂资东荣宗敬派人到济南采购原料，苗杏村办得既快且好，引起荣宗敬的重视。当年，荣宗敬到济南调查小麦产销情况，苗全力与之结交，后又赴沪访荣，过从甚密。嗣后，荣宗敬在济南筹建茂新四厂，苗倾力协助选址、购地、建房、装机，使该厂得以于1920年3月顺利开办。荣力邀苗出任经理，以示酬谢，苗不愿为他人作嫁衣，婉辞不就。但是，恒聚成、公聚和却从此取得为茂新四厂代购小麦的专权，每年获佣金2万元，直至“七七事变”爆发，茂新厂停机。
总之，苗氏兄弟经营粮栈获得了大量资金，黄金时期年盈利在10万元左右，为其日后从事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苗世厚去世，由苗杏村独掌家业。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形势发生变化，苗杏村逐渐改变经营方针，与苗世德一起在继续从事粮食买卖的同时，由商而工，投身面粉加工和棉纱纺织。
1918年，苗杏村向其儿女亲家穆伯仁创办的惠丰面粉厂一次投资1.5万元，并任该厂董事。1919年又投资穆伯仁所办的晋丰面粉厂、通惠银行和晋泰公司。后来，苗、穆之间因惠丰厂协理职位问题发生争执，苗一怒之下撤出在穆所有企业中的全部投资，以股权和房产一举偿清通惠银行的巨额贷款。
1921年，苗杏村与苗星垣、王冠东、韩秀泉、车百闻等人发起，集资7万余元，在济南天桥北官扎营街创办成丰面粉厂，其中苗杏村的恒聚成粮栈出资4.6万元。成丰面粉厂是股份有限公司性质，故名“济南成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星垣任董事兼经理，王冠东为监察人。因资金不敷，苗杏村赴上海转托荣宗敬向国外赊购了一批机器。该厂1922年8月投产，日产面粉5200包。1924年再度增资，6月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核准注册。同时新设永丰祥麻袋庄，并建筑恒聚成粮栈仓库，一面办理银行外仓抵押，一面代客商办理押款，收取栈租。同年，京、津面粉市场为进口面粉所夺，成丰厂滞销，周转陷入困境。由于董事车百闻邀得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投资和贷款支持，始度过难关。
抗战前成丰面粉厂有一个发展过程。
就资本而言，1922年8月投产时，实收股金20万元，因为开业当年获得纯利7.5万元，大部分转作投资，所以1922年年底资本达30万元。1923年增为60万元。1924年实收股金71.45万元，号称资本100万元，实则1927年才凑齐此数。到1936年资本规定为200万元，实收136.44万元 。
就设备而言，投产时，计有钢磨7部，锅炉1部，引擎1部。1923年添购复式钢辊磨12部，1924年钢磨达19部。1929年增添850匹马力蒸汽机引擎1部。1932年6月，增添铁工部自制钢磨6部，钢磨总计25部。随着基本设备的增加，打麦机、淘麦机、筛麦机、麸皮机、缝袋机、打包机等附属设备也不断添增。为了安全生产，还装有防火设备（每层楼有莲蓬头灭火器和药沫灭火器）。设有轻便铁道，备有翻斗车送小麦入机、送煤炭入锅炉房。设有化验设备，用来化验小麦、面粉质量。另外，有汽车11部，负责运输。
就职工人数和面粉产量而言，投产时职工223人，日产各等粉2000包（每包44市斤）。1923年职工240人，日产等级粉5200余袋。1924年注册“梅蝠双鹿”牌商标，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改为“双蝠双鹿”牌。1932年职工251人，日产等级面粉8000余袋。
就占地面积而言，初建时地皮仅7亩，后逐渐扩大到厂内66.82亩，厂外47.36亩，共计114.81亩。主要房舍有：二层办公大楼；制粉楼原为五层，1935年又连接两间六层楼房；麦仓32间，每间可容小麦3000余袋；粉仓两所，可容20万袋；各股室办公室23间；职工宿舍共有4个区，楼房、平房总计211间；此外还有职工子弟小学、餐厅、浴池、武术训练场、娱乐室、阅报室等。
成丰自1921年创办，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仅仅历时16年，以其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庞大，实为少见。在此期间，每年纯利少时10万元左右，多时30万元以上。1934年为鼎盛时期，是年盈利50余万元，由于害怕招来麻烦，不愿暴露风声，苗氏兄弟故意将麦、粉按低价盘存，对外宣称盈利29.19万元。
总之，抗战前成丰是济南设备最齐全，产量最高的面粉厂，它生产的“梅蝠双鹿”牌面粉，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成丰生产经营发达后，工厂的人事和经营权为苗星垣等人所左右，苗杏村虽任董事长，但徒具虚名，遂决意另起炉灶。
1929年，济南民安面粉厂因经营不善，宣布倒闭、清理。苗杏村乘机邀集解心斋、张敏斋、孙墨村、朱子芹、王星斋等人联合出资16.7万元，租赁民安全部设备，组建成记面粉公司。双方议定机器修理费由租金中抵拨，民安厂在一年半内无法得到租金。这时，民安厂因无力偿还债权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6万元欠款本息，经法院判决，拍卖其抵押的部分固定资产。苗杏村以8万元购得其仓库和地皮后，转而以部分产权变更为由，要求重议租价，逼得原资东张怀芝等人走投无路，将全部股权100余万元折价37万元让渡给成记，苗杏村终于获得了民安厂的全部财产。1934年组成成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长，其侄苗兰亭（苗世厚之子）任常务董事兼经理。为控制企业，厂内各要职均由恒聚成旧人充任。此时市场粮价因受国民党政府“麦棉借款”影响暴跌，成记厂原粮耗尽，资金枯竭，无法开机。苗杏村奔走求援，得到山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兼民生银行董事长王向荣支持，取得该行80万元信用贷款及抵押透支，低价购进大批小麦备用。次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刺激了物价回升，当年成记获纯利35万元。
成记面粉厂虽然建厂较晚，但发展很快，到抗战前全厂共有职工247名，其中职员55名，技术员32名，工人160名。1937年成记钢磨24部，日产等级粉7500袋，钢磨和日产粉数量均仅次于成丰面粉厂，居全市第2位 ，其产品行销于济南、胶济铁路沿线城乡、津浦铁路北段城乡以及龙口、烟台、青岛等地。既然产销两旺，苗家自然从中获取了厚利，所以有评论说苗杏村经营成记，历经5年即大发其财，获利在百万元左右。
成丰、成记两家面粉厂的设立，使得对面袋的需求更加迫切，于是苗杏村1936年以5万元资金设立了恒聚成北记面袋厂。该厂有缝纫机3部、印袋机1部，职工50余人，制袋专供成记、成丰面粉厂的需要。恒聚成北记面袋厂设立后，与济南面袋厂的大佬同顺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同顺泰向恒聚成北记低头。于是，苗杏村将同顺泰合并过来，组成恒顺泰面袋厂，不仅垄断了济南面袋市场，还向张家口、邯郸、郑州、蚌埠、南京等地扩展业务。
1932年6月，苗杏村鉴于济南已成为当时国内主要棉花市场之一，发展纺纱业有利可图，遂与苗星垣等人再度合作，发起组织成通纺纱有限公司。7月议决推苗杏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海南任经理兼总工程师。苗杏村广为募股，募集资金75万元，并亲赴上海托荣宗敬担保，向英商怡和洋行赊购1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向安利洋行赊购1500千瓦的发电机一部，其余设备机器由成丰厂铁工部自行配置。1933年5月全部设备安装完后，纱厂正式开机投产。到1937年时，该厂扩充到19600枚纱锭，年产量达到14000余件。但是，苗星垣从建厂伊始就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实力控制了企业，“二苗”之间的矛盾随之加深。
1935年底，济南规模最大的鲁丰纱厂因经营不善、无力抵制日本纺织品的竞争而停业倒闭。1936年2月，韩复榘迫于该厂失业工人请愿的压力，授意苗杏村接办整理并派军队“保护”。苗遂代表成通纱厂，以月租3000元与民生银行签订承租合同，改名成通纱厂分厂。1936年9月因经营失利，亏赔9万余元而再度停业。此时苗星垣等人坚决主张退租，但苗杏村却仰恃韩复榘的支持，为摆脱苗星垣等人的羁绊，决计倾家以赴独自承租，遂签订租赁合同，改名为成大纱厂。苗集资30万元，又取得民生银行信贷透支80万元，于1936年11月7日开机投产。他采取提高工资、扩大福利设施等缓和劳资矛盾的措施，提高了产量和质量，由鲁丰时期日产十六支纱60件提高到73件，所出凤山牌、工农牌棉纱畅销各地。
1937年7月，民生银行以原鲁丰纱厂积欠旧款无力偿还提出起诉，经法院判决，拍卖鲁丰全部固定资产。苗杏村遂认价承领，以85万元的代价取得了鲁丰价值200余万元的全部产权。
苗杏村擅长社会活动，善于交际，在济南是桓台商帮中名气最大的人物。为了开拓其经营门径，他曾不断结交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当局，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民国初年，他首倡成立济南商埠粮业同业公会，任会长。1916年7月，任商埠商会会董，旋任常务董事垂20年。1924年任山东省督办公署咨议。1925年苗以重金与张宗昌部第九军军长兼运输司令朱子芹相结纳，常假“军运”之名运送粮货，俾能吞吐及时，在同业竞争中独占鳌头，大获盈利。1930年韩复榘主鲁后，他与其实业厅长王芳亭时相过从，并得韩复榘赏识。后经韩提名为国民会议代表，出席1931年5月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1934年7月任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济南分会会长。1935年任山东省政府参议。因此，他的实业活动曾长期得到统治当局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
一个实业家应当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苗世厚早年没有财力，也没有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意识。但是，民国初年苗世厚看到报界宣扬“以民为本”的信条，联想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古语，开始从事一些慈善事业。他在家乡索镇首倡兴办商会，设立学校，铺设索镇路面，疏浚乌河；在济南，则购买义地，开办粥厂，向省教育局捐资兴学。1919年他卧病在床，还出禁鸦片费一宗。1920年直隶、山东两省大旱，苗世厚捐巨资赈灾。正是因为苗世厚晚年热衷慈善事业，所以深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好评，赞扬他“乐善好施”“好行其德”“慈善为怀”。1923年，在苗世厚故去的第4个年头，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后，还给他颁发了《苗德卿先生褒奖荣誉文》 。
同时，苗杏村也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在索镇设立德育、惠元小学，英华女学；出资修玉带桥，疏浚乌河。后来，他还担任过华洋义赈会董事、山东赈务会委员、历城红卍字会名誉会长、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务。1937年秋，他担任历城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曾设立收容所4处，捐资设立小学3所。这些活动，使其成为一位既是实业家，又是慈善家的社会名流。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苗家经营的工商企业进入发展兴盛时期。但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苗家资本的正常发展，苗家企业也从繁荣走向了衰落。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济南，次年2月即宣布对成丰实行“军管”。成丰“军管”后，股东靠边站，日方留用原有职工7人，工人71人，铁工部留部分人员，其余均予遣散。“军管”于1942年3月底结束，四年的“军管”，日方捞了多少利润，无从知道。据成丰估算，盈余至少179.52万元，而当时三吉粉厂仅给成丰5.67万元即作了结。“军管”结束后，成丰又被迫“合办”。中方以机器厂房估价54万元，日方投资81万元，占资本总额的60％。后按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指令，改为中日双方投资各半，资本总额135万元。所谓“中日合办”，与“军管”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没有军队站岗，换了个比较好听的名称，股东们稍有一点红利而已 。从“军管”到“合办”，抗战八年，成丰总损失至少190余万元。
1938年2月间，成记面粉厂也被日军占有，旋由日军特务机关派日商日东制粉株式会社代表伊藤静夫进驻该厂，并将厂内原料与成品劫运一空。1938年3月，日商日清制粉株式会社代表富本保携北平日军特务部命令，协同特务机关监交人市川博至厂，声称“接替经营”。成记全部房产机器及所余之家具物料等，由日清强迫接受使用，继续经营，改为军管办事处，由富本保任处长，代日本军部管理达四年之久，历年损益，均由军部自行处理，华人不许过问。1941年“军管”结束后，日军给了40万元的“红利”，苗兰亭拿着证明到北京日军总部领取红利，经过多方奔走，花了8万元的运动费，终将“红利”领了出来，但回到济南后，却被日伪政权清理民生银行的债权机关“兴农委员会”攫去，抵补成记对民生银行的欠款，股东分文未得，还赔上了旅费。1942年成记被迫与日清制粉株式会社“合办”，资本定为150万元，投资额中方占40％，日方占60％，后按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指令，中、日双方各半，日方将厂名改为泰丰面粉厂股份有限公司。中日“合办”时期，日商改变经营方针，采取存储物资为主、开机生产为辅的方式，生产规模不大，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厂内尚存大量小麦等物资 。
“七七事变”后，苗杏村一度拟迁成大、成通二厂至内地，但又认为“日本人也得做买卖”，迁厂遂告中止。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后，日军军管成大，随后半年内，成通、成丰、成记也相继被军管。此时，苗杏村尚保有恒聚成粮栈、恒聚成北记面袋厂，但其业务已捉襟见肘。1938年初，马良等人组织济南治安维持会，暂代伪政府职权，苗杏村被推为评议员。3月，筹建商会，初拟推苗为商会会长，因其抱病体衰，会长职遂由其侄苗兰亭出任。
1940年12月14日，苗杏村在济南病故。
1945年抗战胜利后，山东田赋粮食管理处接管了成丰、成记，1947年发还给原业主。1948年9月在解放济南战役中，成丰、成记被国民党军队纵火焚烧，烧毁了全部办公室、制粉楼及成品仓库，所有账册、文件、全套制粉设备及面粉若干吨，皆化为灰烬。1949年初成丰、成记才重新恢复投产。1954—1956年，两厂相继实行公私合营。
责任编辑：临淄百度信息港
